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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5月1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重要的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PET纺粘无纺布作出反倾销初裁，初步裁定湖北优布非织造布有限公司的临时反倾销税为45.6%、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和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的临时反倾销税为50.0%、其他合作企业的临时反倾销税率为49.4%、中国别的企业临时反倾销税为50.0%。涉案产品的欧盟CN（Combined Nomenclature）编码为(ex)5603 13 90、5603 14 20和(ex)5603 14 80（TARIC编码为5603 13 90 70 和5603 14 80 70）。本案倾销调查期为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损害调查期为2022年1月1日至倾销调查期结束。公告自发布次日起生效。

  利益相关方应于公告发布次日起5个自然日内提交听证会申请、15个自然日内提交案件评述意见。2025年9月15日，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PET纺粘无纺布发起反倾销调查。

  四川省非织造布产业发展成熟，PET纺粘无纺布大范围的应用于医疗防护、卫生用品、环保过滤等领域。本次差异化初裁结果将对省内相关企业造成实质性负面影响。一是分级高税率落地，出口成本大幅攀升。本次初裁最低税率达45.6%，最高税率50.0%，高额临时关税直接叠加至产品出口报价。省内多数无纺布出口企业被认定为普通非合作企业，需执行50%最高税率，远超行业平均利润水准，绝大多数企业没办法通过内部成本消化税负，直接丧失欧盟市场竞争力。二是市场占有率快速流失，下游合作体系瓦解。欧盟是全球高端无纺布核心消费市场，初裁生效后，省内涉案产品价格劣势凸显，欧盟下游卫生、医疗企业将优先采购德国、波兰、东南亚地区同类替代产品。原有长期合作客户将逐步终止采购协议，不仅造成短期订单流失，长期搭建的欧盟高端市场渠道也将逐步失效。三是听证窗口期较短，企业抗辩时效性不足。欧盟明确限定听证会申请、案件评述意见提交时限分别为5日、15日，窗口期极为紧凑。省内部分企业信息获取滞后，未能第一时间掌握初裁细则，且材料撰写、证据整合需要周期，极易错过最佳抗辩时机。同时企业对欧盟听证规则认知不足，抗辩内容缺乏针对性，难以扭转初裁不利结果。四是初裁至终裁存在变数，长期准入风险加剧。现阶段仅为临时初裁，后续3-6个月内欧盟将完成实地核查并发布终裁结果，终裁税率存在上调或维持不变两种主要走向，下调可能性比较小。若企业未能有效抗辩，终裁将固化高额关税壁垒，且根据欧盟贸易规则，反倾销税征收期限为5年，期满可启动日落复审延期，长期将省内企业排除在欧盟主流市场之外。

  面对上述风险，企业需抢抓抗辩窗口期，从听证应诉、产品升级、市场切换、阶段预判四个维度精准施策。一是聚焦终裁阶段抗辩，多路径降低不利影响。鉴于初裁听证会及评述意见提交时限已过，企业应将工作重心转向终裁阶段的应对。合作类企业应联合涉案国内头部企业，积极努力配合欧盟委员会的实地核查，完整提交生产、成本、定价等佐证材料，争取在终裁中下调临时税率；非合作类中小企业应尽快补齐应诉资料并主动向调查机关登记为合作企业，以规避50%的最高惩罚性税率。同时，依托行业协会开展集体无损害抗辩，重点证明中国产品未对欧盟本土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此外，对于已错过应诉时限的企业，应重视终裁后的行政复审机会（如新出口商复审、期中复审），待复审窗口开启时及时申请，争取单独税率。二是聚焦高端赛道升级，弱化关税壁垒影响。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改良PET纺粘无纺布生产的基本工艺，研发抗菌、耐高温、高强度的高端专用无纺布产品，适配欧盟医疗、高端环保领域需求。优化产品品类结构，缩减低端同质化产品外销比例，以高的附加价值产品对冲高额关税成本，突破低价竞争困局。三是双向开拓国内外市场，降低欧盟市场依赖。外销端快速布局东盟、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依托RCEP协定降低跨境贸易成本，填补欧盟市场缺口。内销端对接西南地区医疗、母婴、环保产业集群，深挖国内下沉市场需求，消化过剩低端产能，构建内外双循环经营格局。四是预判终裁发展的新趋势，制定分层长效预案。针对初裁结果预判终裁走向，若抗辩效果不佳，提前缩减欧盟低端产品出口规模，归档近五年全周期生产、外销、成本数据，为终裁核查及后续日落复审做好储备。常态化跟踪欧盟非织造布行业贸易政策，建立政策预警机制，提前规避同类贸易摩擦风险。

  （一）新西兰某酒店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正确理解和适用《纽约公约》依法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案例情况介绍：深某集团与其在新西兰设立的子公司共同参与当地酒店装修项目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深某集团签署担保合同，为其新西兰子公司与新西兰某酒店之间签订的装修合同项下债务做担保。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因工程款支付及担保责任承担问题发生争议。争议发生后，新西兰某酒店依据担保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新西兰仲裁机构提起仲裁，要求深某集团承担对应担保责任。仲裁程序启动后，仲裁庭通过电子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多次向深某集团送达仲裁通知、仲裁申请书及相关程序文件，但深某集团未派员参加仲裁程序，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仲裁庭作出终局仲裁裁决，裁决深某集团向新西兰某酒店支付欠款本金、利息及维权费用等款项。仲裁裁决生效后，新西兰某酒店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外国仲裁裁决。深某集团则提出异议，认为仲裁协议存在效力瑕疵、仲裁程序存在问题，不应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我国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核检查，并最终作出裁定。

  本案属于典型的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案件。中国和新西兰均为《纽约公约》缔约国，人民法院在审查案件时优先适用《纽约公约》相关规定。《纽约公约》要求缔约国法院承认仲裁协议的效力，并承认和执行在其他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了“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即我国仅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纽约公约》，且仅适用于根据我们国家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申请人已经提交仲裁裁决书、仲裁协议及经公证认证的相关文件，并提供了中文译本，符合《纽约公约》第四条规定的申请条件，法院应当进入实体审查阶段。

  法院审查认为，案涉仲裁条款载于担保合同之中，合同由深某集团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确认，应认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公章系伪造，也未否认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真实性及效力，故不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甲）项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情形。法院最终认定仲裁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情形。该裁判思路体现了我国法院恪守国际条约义务、坚持“有利于裁决执行”理念、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司法立场。

  被申请人主张仲裁庭未给予其适当通知，未给予充分申辩机会。法院审查认为，判断仲裁文件是否适当通知的依据应是仲裁适用的程序法及仲裁规则，而非执行地国家的程序法标准。本案仲裁适用的程序法为英国《1996年仲裁法》，应据此审查通知是否适当。深某集团在担保合同中留存的联系地址为其国内注册地址，注明联系的电子邮件地址也与其官网公布的联系方式一致，仲裁庭已通过电子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向上述约定地址送达仲裁文件，并不违反英国《1996年仲裁法》相关规定，被申请人已获得适当通知。被申请人收到仲裁通知后消极应诉，属于自行处分程序权利，其未参加仲裁程序的事实并不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法定理由。本案裁判明确了仲裁正当程序的审查依据应为仲裁适用的程序法，厘清了《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未获适当通知”的审查标准。

  被申请人援引公共政策作为不予承认和执行的理由，这一抗辩理由常被视为被申请人最后的救济途径。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长期以来对公共政策例外条款采取极为严格和审慎的解释态度，并非裁决结果与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相抵触即构成违反公共政策，也不是仲裁庭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即足以援引公共政策例外。本案仲裁裁决事项系因履行装修工程合同及担保协议引起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有权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不违反我国公共政策。本案的裁判思路进一步明确了《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例外的严格适用边界，体现了中国法院支持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态度。

  部分企业在签订涉外合同过程中，将争议解决条款视为“格式条款”或“附属条款”，缺乏充分审查，未对仲裁条款的独立性、仲裁协议的形式有效性以及仲裁机构的管辖权保持充足重视。一旦约定境外仲裁机构管辖，企业即可能面临境外仲裁程序以及后续跨境执行风险。本案中，深某集团在担保合同中签署了仲裁条款，仲裁协议的效力得到法院认可，体现了我国法院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也警示企业在签约阶段应对仲裁条款给予足够重视，审慎评估仲裁选择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

  实践中，部分企业收到境外仲裁通知后，因语言障碍、程序不熟悉或侥幸心理而放弃应诉，误认为不参加境外仲裁即可规避责任。本案中，仲裁庭已依照英国《1996年仲裁法》向深某集团约定地址进行了多次送达，深某集团放弃应诉导致其未能就实体问题进行抗辩。实际上，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只要仲裁庭已依法履行通知义务，当事人放弃参加仲裁属于自行处分程序权利，不能据此否定仲裁裁决效力。消极应诉的做法往往导致仲裁庭依据现有证据直接作出裁决，一旦裁决进入中国境内执行程序，企业将失去最佳抗辩机会，面临资产被冻结或强制执行的被动局面。

  企业为境外子公司、关联公司或合作伙伴做担保时，往往低估境外法律风险。担保合同一旦生效，即产生独立的法律责任，若主债务人违约，担保人仍需独立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深某集团为其新西兰子公司做担保，纠纷发生后被直接列为仲裁被申请人并承担了赔偿相应的责任。企业应严控跨境担保规模，建立担保风险评估机制，对担保事项实施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担保范围、担保期限以及争议解决方式，避免因忽视担保的独立法律风险而承担意外损失。

  在涉外仲裁中，判断仲裁文件是否适当通知的依据是仲裁所适用的程序法及仲裁规则，而非执行地国家的程序法标准。企业应主动了解并遵守仲裁协议约定的送达方式和通知规则。同时，企业在仲裁程序中应重视证据留存，对于仲裁庭送达的文件、送达记录、邮件往来等均应谨慎保管，并在仲裁程序中及时回应。对于执行阶段而言，申请执行人亦应重视并完整保留证明适当通知的证据，包括送达回执、邮件底单、物流信息查询单等，以应对被申请人可能提出的程序抗辩。

  企业应建立专业化涉外合同审查制度，在签约阶段即对争议解决条款、仲裁地、仲裁机构以及法律适用条款做全面审查和充分评估。对于重大跨境交易，建议聘请专业律师参与谈判和审查，确保仲裁条款的明确性、有效性与可执行性。尤其应注意，仲裁条款一旦签署即具有独立效力，不因主合同的无效或终止而失效，企业一定充分认识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和约束力。

  收到境外仲裁通知后，企业应第一时间组织法律团队研究案件情况，及时提交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热情参加仲裁程序。即使对仲裁管辖权存在异议，也应依法提出程序性抗辩，而非消极缺席，以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企业应留存全部送达记录、邮件往来、通知回执等证据，以备后续执行程序中应对被申请人可能提出的程序抗辩。企业亦应主动了解仲裁适用的程序法及仲裁规则对通知方式、时限、内容的具体实际的要求，避免因对程序规则的疏忽而影响自身权利的行使。

  企业在提供跨境担保前，应对交易背景、债务人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进行充分调查，并严格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对于重大担保事项，应同步评估未来争议解决和跨境执行风险，在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担保范围、担保期限、担保方式和争议解决机制。同时，企业应建立担保事项的台账管理制度，对已提供的担保进行持续跟踪和风险评估，避免因忽视担保的独立责任而承担意外损失。

  （二）以色列某公司与深圳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准确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维护国际贸易秩序

  案例情况介绍：以色列某公司与深圳某科技公司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由深圳某科技公司向以色列某公司销售一批电子科技类产品，并约定了产品规格、数量、交货期限及付款方式等内容。合同签订后，以色列某公司依约支付货款，深圳某科技公司完成生产并向以色列发运货物。货物到达目的港后，以色列某公司认为部分产品存在质量上的问题，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不足以满足计算机显示终端使用要求，遂向深圳某科技公司提出质量异议，并要求退货及赔偿相关损失。双方围绕货物质量责任、合同解除条件及损失赔偿范围等问题多次协商未果。后以色列某公司向我国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案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并要求深圳某科技公司赔偿货款损失、运输费用及相关违约损失，同时主张深圳某公司一人股东及未足额出资的前股东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CISG的法律适用、货物质量责任的认定、根本违约的认定标准及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计算问题。

  本案双方当事人营业地分别位于中国和以色列，两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缔约国，且案涉合同属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范畴，双方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排除CISG的适用，故本案应优先适用CISG进行审理。对于CISG未规定的事项，如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法律责任、公司人格否认等，则适用我国法律予以调整。本案准确厘清了CISG与国内法之间的适用次序问题，即CISG优先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国内法仅作补充适用，为同类涉外买卖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提供了清晰指引。

  CISG第二十五条是认定根本违约的核心条款，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CISG规定，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等于根本违约时，买方可以宣告整个合同无效。判断货不对板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主要根据不符货物对买方利益的影响是否实质上剥夺了买方依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实质利益，如不符货物导致买方虽经合理努力仍不能转售，或者异常使用和作他用，属于重大缺陷，构成根本违约。

  CISG没有直接规定“合同解除”的表述，其采用“宣告合同无效”（Avoidance of Contract）的术语。本案准确厘清了CISG“宣告合同无效”与我国法律“合同解除”之间的关系，认定二者在适用条件和法律效果上基本一致。根据CISG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卖方根本违约的情况下，买方有权宣告整个合同无效。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大多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双方恢复原状，卖方应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买方应返还货物；二是损害赔偿不受影响，宣告合同无效后，买方仍可依据CISG第七十四条主张损害赔偿；三是风险转移的相应调整。

  随着我国公司参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程度逐步的提升，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已成为企业组织跨境贸易的重要法律载体。然而，部分企业长期按照国内交易习惯开展经营活动，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以及国际商事惯例缺乏系统了解，轻易造成合同履行和争议解决过程中出现法律适用偏差。

  实践中，企业往往认为只要合同在中国签订、货物在中国生产或者企业主体在中国注册，就应适用中国法律。但在国际货物买卖关系中，合同法律适用规则通常具有较强国际性。若企业对相关规则缺乏了解，可能在争议发生后无法准确判断自身权利义务，甚至因误判法律适用而错失维权机会。

  产品质量上的问题始终是国际贸易纠纷高发领域之一。近年来，随着全球市场准入标准逐步的提升，进口国对产品质量、安全性能、环保指标和技术标准的要求日益严格。部分企业在产品研制、生产制造、质量检验和售后管理等环节存在薄弱环节，容易引发质量争议。对于出口企业而言，一旦产品被认定存在质量上的问题，不仅可能面临退货、索赔、违约赔偿等直接经济损失，还可能被列入进口国监管名单，甚至遭遇市场禁入、客户流失以及品牌信誉受损等长期影响。尤其是在电子科技类产品、机械设备、新能源产品等领域，产品质量上的问题往往会引发连锁风险。

  部分企业在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过度依赖采购订单、报价单或简单合同文本，对产品质量标准、检验程序、验收条件、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核心内容约定不明确。如果出现质量争议或履约争议，各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可能会产生分歧。例如，对于产品品质衡量准则的约定，部分企业仅笼统表述为“合乎行业标准”或“符合客户真正的需求”，但未明确具体技术规范和检验依据。发生争议后，当事人往往难以证明产品是不是符合合同约定，从而增加诉讼和仲裁风险。

  国际贸易活动涉及生产、检验、运输、报关、仓储、付款等多个环节，证据链条长且跨越多个司法辖区。部分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缺乏证据管理意识，对于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记录、物流凭证、检验报告以及客户投诉材料等未进行系统归档。若发生跨境争议，企业可能因没办法提供完整证据证明自身主张而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国际仲裁或境外诉讼程序中，证据规则通常较为严格，证据缺失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结果。

  企业在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应尽可能采用规范化合同文本，并根据交易特点对核心条款进行个性化设计。重点应明确产品规格、技术标准、质量发展要求、检验程序、包装要求、交货条件、付款安排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对于争议解决条款，建议明确约定适用法律、仲裁机构或管辖法院，避免因约定不清导致后续程序争议。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项目，可考虑引入分阶段验收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提高合同履约安全性。

  企业应建立覆盖产品研制、采购、生产、检验和售后服务的质量管理体系，确定保证产品符合进口国法律和法规和客户技术方面的要求。对于重点出口产品，应加强国际标准认证、第三方检测和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同时，企业应建立客户投诉快速响应机制和质量风险预警机制，及时有效地发现并解决潜在质量上的问题，避免因个别产品缺陷演变为大规模贸易纠纷。

  企业应建立国际贸易项目档案管理制度，对合同文本、订单确认书、发票、提单、报关资料、付款凭证、检测报告以及双方沟通记录等进行统一归档和长期保存。对于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软件记录以及在线交易平台数据等电子证据，应采取技术措施确保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必要时可通过公证、区块链存证等方式固定关键证据，提高后续诉讼和仲裁中的证明力。